中國封建文化的本源，來源於西周的建立，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讓中華文明走上了禮儀之邦的位置。自此，孝道便成為了維繫家庭穩定，以及評判道德品質的重要指標。春秋戰國之時，雖然禮崩樂壞，但是孝道卻很好地傳承了下來，到了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孝道作為儒家學說所提倡的處事方式更是在中國民間廣為推行，終於融入了我們的民族基因。祠堂中的「忠孝」
不過在崇尚清談，文人思想高度興盛的魏晉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當時孝道的維持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尤其是曹操提出可以招收「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為官之後，孝道的價值似乎在道德體系中第一次來到了比較低的位置。加上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都有過不太遵從孝道的表現，就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於魏晉時期孝道崩壞的印象。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曹叡執政期間，他幾乎每年都會舉行悼念其亡母甄氏的活動，似乎也是一名孝子。
故藉此機會，我將從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分析孝道在魏晉時期的改變，探析曹魏政權對於孝道的真正看法。引言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來為袁紹之子袁熙之妻，在曹操擊敗袁紹並平定河北之後，他將甄氏許配給曹丕為妻。起初曹丕和甄氏還是十分恩愛的，他們生下了魏明帝曹叡以及東鄉公主。不過後來在曹丕迎娶了郭后之後，對於甄氏便愈加冷落。甄氏對於這樣的狀態抱怨不已，終於惹惱了曹丕，並將甄氏賜死。魏明帝曹叡
魏明帝曹叡作為甄氏的親生兒子，對於母親的死似乎一直耿耿於懷。由於有傳聞說是曹丕逼死了甄氏，曹叡似乎一直對自己的父親懷恨在心。在曹丕去世之後，他還一直向郭后追問自己母親的具體死因，終於令郭后憂懼而亡。曹叡登基之後，幾乎每年都要舉行祭奠自己亡母的活動，而且追封自己的母親為文昭皇后，甚至還為其建立宗廟，這是之前沒有先例的事情。
《三國志》記載：「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於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魏文昭皇后甄氏
由此可見，曹叡是十分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按照孝道好好盡孝的。但是對於自己的父親卻似乎沒有做到盡孝的責任，我認為這與魏晉時期的文化風氣有著莫大的聯繫，下面就將為大家進行分析。魏晉清談對於孝道理解的影響《孝經》是儒家文化的經典著作，在舊時認為是孔子所做，不過後來經過考據認為其應該成書於秦漢之間，在東漢末年，《孝經》一書已經在民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名士何晏，王肅等人都曾為《孝經》做注，由此可見在魏晉時期，孝道還是深得貴族們認可的。
《三國志》記載：「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魏晉經學大家王肅
但是與兩漢的文人不同，魏晉名士們並不是絕對的儒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開始接受老莊學說的影響，而開始重新審視人生的價值以及社會的規則，為《孝經》做注的何晏自己就是清談的創始人。在道家學說的影響下，人們開始關注追求自然的狀態，而不僅僅是遵守既定的規則，對於孝道的解釋也逐漸多樣化起來。
其中最為激進的觀點莫過於孔融在《說孝》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孩子不過是父親發泄的產物，而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也好比內容物與容器的關係，一旦彼此分立，便再無瓜葛。這樣的論調自然無法被當時的世俗道德所接受，而孔融自己也因為出言不遜被曹操殺死。由此可見即使宣稱可以任用不忠不孝之人的曹操對於孝道還是有著一定的底線的。
《說孝》中記述：「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母之與子，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東漢末年名士孔融
而其他人對於孝道的解釋便更加溫和，只是引用其他先賢的觀點來進行簡單的改良。他們引用的最重要的觀點來自於荀子，荀子認為任何禮儀都要符合人性，如果能夠與人性相契合，那麼即使稍微打破規則，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觀點與當時崇尚自然的魏晉名士們的理想狀況相符合，因此這也成為了孝道在魏晉最主流的解釋。
《荀子》記載：「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似乎曹叡由於父親死於盛夏，酷暑難耐而不去送葬的行為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內心情感與孝道表現的統一在中國古代多為家長制，家長在家中有著至高的權威，因此父親更多是以嚴厲，疏遠的角色出現在親子關係之中，而母親則多是承擔子女感情依託的角色，這也讓中國傳統家庭中形成了「嚴父慈母」的典型家庭結構。
《禮記》記載：「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在這樣的家庭關係下，子女們勢必與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在帝王家，皇帝與子嗣之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還要維持為人君者的尊嚴，因此父子之間的距離感更甚於平民人家。而前面我們提到，在魏晉時期，人們追求自然，追求情感的釋放，而且對於孝道的評價標準從是否按照禮制，變更成為是否符合人性與自己的感情。那麼曹叡對於祭奠母親的熱衷與其對於父親的冷漠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釋。魏文帝曹丕
前面提到，曹丕賜死甄氏應該在曹叡的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陰影，從此曹叡與曹丕便漸漸疏遠，感情不深，自然祭奠不勤。而母親作為曹叡心中一直難以邁過的檻，他必須用積極頻繁的祭奠活動來試圖彌補母親遭受的苦難。加之其本身與母親就較為親近，這樣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國志》記載：「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踴，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閏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文德郭皇后
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制度背景下，人們普遍與自己的父親比較疏遠，因此民間也有更加重視母親喪葬的風氣。曹叡在郭太后去世之後，也以很高的規格安葬了這位可能造成其母親死亡的人，並且大為哀傷。當時的社會風氣從此也大致可以體現出來。孝道取士的延續性雖然曹操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人才選拔方針，但是在曹魏時期，能夠恪守孝道的人依然會受到君主的賞識，這其中也體現出了魏晉政府對於孝道依然有著相當的重視程度。
陳宮作為曹操的舊交，在臨死前讓曹操代為照顧自己的老母與子女，曹操欣然允諾，並且評價陳宮為高潔之士。而在曹操屬下張邈叛亂之時，張邈將畢諶的父母妻兒全部劫走相要挾，畢諶只好跟隨張邈一起反叛，而在後來畢諶重新歸順曹操的時候，曹操也由於他是出於孝心反叛而不予追究。呂布謀士陳宮
至於曹家宗親曹休，他在戰亂中為了保全母親的性命，便南渡到了東吳地界，在後來回歸中原的時候被曹操稱為家族中的「千里駒」，而到了曹丕在位期間，曹休的母親因病去世，雖然曹丕禁止他為母親服孝，給他酒肉，奪走他的喪服，但是內心還是對他至孝的表現感到十分欽佩。
《三國志》記載：「曹休字文烈，太祖從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由此可見曹魏的前兩任君主雖然自己在孝道的執行上往往有所瑕疵，但是他們依然會對恪守孝道之人青睞有加，更遑論自己都在嚴格履行孝道的曹叡了。而政府對於孝道的提倡，以及基於孝道對士人的選拔，使得即使在清談之風盛行的魏晉，中國文化還是沒有丟掉孝悌文化，這也為後來晉以孝為綱建立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礎。不過司馬家內部對於孝悌的執行程度則淪為了千古笑談。曹魏大司馬曹休評價魏晉時期是中華文化哲學大發展時期，繼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後，很少有文人如此熱衷於純粹的哲學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推行了幾百年的孝道此在時期出現了全新的解釋，以自己的情感為出發點，寄託情思，只要不做出違背人性的事，便足以成為盡孝的魏晉孝道，得以奉行。這種自然洒脫，能夠直抒胸臆的孝文化成為了封建時代中華文化的奇景。他們摒棄了繁文縟節的約束，卻沒有僭越人倫的界限。他們揭開了虛偽的禮教流程，用獨特的方式紀念自己摯愛的親人。這樣直率而不加掩飾的行為，可能也只有在魏晉時期方得一見。
而一直被詬病不遵守孝道的曹家子弟其實也有著對於孝道的堅守，而以孝治天下的司馬家倒是戴上了虛偽的面具，真性情與偽君子之間差的可能就是建安風骨中的那股風流氣韻吧。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魏略》、《資治通鑒》、《荀子》等
從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探析曹魏時期孝道的發展情況
中國封建文化的本源，來源於西周的建立，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讓中華文明走上了禮儀之邦的位置。自此，孝道便成為了維繫家庭穩定，以及評判道德品質的重要指標。春秋戰國之時，雖然禮崩樂壞，但是孝道卻很好地傳承了下來，到了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孝道作為儒家學說所提倡的處事方式更是在中國民間廣為推行，終於融入了我們的民族基因。
祠堂中的「忠孝」
不過在崇尚清談，文人思想高度興盛的魏晉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當時孝道的維持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尤其是曹操提出可以招收「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為官之後，孝道的價值似乎在道德體系中第一次來到了比較低的位置。加上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都有過不太遵從孝道的表現，就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於魏晉時期孝道崩壞的印象。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曹叡執政期間，他幾乎每年都會舉行悼念其亡母甄氏的活動，似乎也是一名孝子。
故藉此機會，我將從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分析孝道在魏晉時期的改變，探析曹魏政權對於孝道的真正看法。
引言
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來為袁紹之子袁熙之妻，在曹操擊敗袁紹並平定河北之後，他將甄氏許配給曹丕為妻。起初曹丕和甄氏還是十分恩愛的，他們生下了魏明帝曹叡以及東鄉公主。不過後來在曹丕迎娶了郭后之後，對於甄氏便愈加冷落。甄氏對於這樣的狀態抱怨不已，終於惹惱了曹丕，並將甄氏賜死。
魏明帝曹叡
魏明帝曹叡作為甄氏的親生兒子，對於母親的死似乎一直耿耿於懷。由於有傳聞說是曹丕逼死了甄氏，曹叡似乎一直對自己的父親懷恨在心。在曹丕去世之後，他還一直向郭后追問自己母親的具體死因，終於令郭后憂懼而亡。曹叡登基之後，幾乎每年都要舉行祭奠自己亡母的活動，而且追封自己的母親為文昭皇后，甚至還為其建立宗廟，這是之前沒有先例的事情。
《三國志》記載：「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於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魏文昭皇后甄氏
由此可見，曹叡是十分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按照孝道好好盡孝的。但是對於自己的父親卻似乎沒有做到盡孝的責任，我認為這與魏晉時期的文化風氣有著莫大的聯繫，下面就將為大家進行分析。
魏晉清談對於孝道理解的影響
《孝經》是儒家文化的經典著作，在舊時認為是孔子所做，不過後來經過考據認為其應該成書於秦漢之間，在東漢末年，《孝經》一書已經在民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名士何晏，王肅等人都曾為《孝經》做注，由此可見在魏晉時期，孝道還是深得貴族們認可的。
《三國志》記載：「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魏晉經學大家王肅
但是與兩漢的文人不同，魏晉名士們並不是絕對的儒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開始接受老莊學說的影響，而開始重新審視人生的價值以及社會的規則，為《孝經》做注的何晏自己就是清談的創始人。在道家學說的影響下，人們開始關注追求自然的狀態，而不僅僅是遵守既定的規則，對於孝道的解釋也逐漸多樣化起來。
其中最為激進的觀點莫過於孔融在《說孝》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孩子不過是父親發泄的產物，而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也好比內容物與容器的關係，一旦彼此分立，便再無瓜葛。這樣的論調自然無法被當時的世俗道德所接受，而孔融自己也因為出言不遜被曹操殺死。由此可見即使宣稱可以任用不忠不孝之人的曹操對於孝道還是有著一定的底線的。
《說孝》中記述：「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母之與子，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
東漢末年名士孔融
而其他人對於孝道的解釋便更加溫和，只是引用其他先賢的觀點來進行簡單的改良。他們引用的最重要的觀點來自於荀子，荀子認為任何禮儀都要符合人性，如果能夠與人性相契合，那麼即使稍微打破規則，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觀點與當時崇尚自然的魏晉名士們的理想狀況相符合，因此這也成為了孝道在魏晉最主流的解釋。
《荀子》記載：「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似乎曹叡由於父親死於盛夏，酷暑難耐而不去送葬的行為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內心情感與孝道表現的統一
在中國古代多為家長制，家長在家中有著至高的權威，因此父親更多是以嚴厲，疏遠的角色出現在親子關係之中，而母親則多是承擔子女感情依託的角色，這也讓中國傳統家庭中形成了「嚴父慈母」的典型家庭結構。
《禮記》記載：「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在這樣的家庭關係下，子女們勢必與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在帝王家，皇帝與子嗣之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還要維持為人君者的尊嚴，因此父子之間的距離感更甚於平民人家。而前面我們提到，在魏晉時期，人們追求自然，追求情感的釋放，而且對於孝道的評價標準從是否按照禮制，變更成為是否符合人性與自己的感情。那麼曹叡對於祭奠母親的熱衷與其對於父親的冷漠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釋。
魏文帝曹丕
前面提到，曹丕賜死甄氏應該在曹叡的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陰影，從此曹叡與曹丕便漸漸疏遠，感情不深，自然祭奠不勤。而母親作為曹叡心中一直難以邁過的檻，他必須用積極頻繁的祭奠活動來試圖彌補母親遭受的苦難。加之其本身與母親就較為親近，這樣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國志》記載：「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踴，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閏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文德郭皇后
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制度背景下，人們普遍與自己的父親比較疏遠，因此民間也有更加重視母親喪葬的風氣。曹叡在郭太后去世之後，也以很高的規格安葬了這位可能造成其母親死亡的人，並且大為哀傷。當時的社會風氣從此也大致可以體現出來。
孝道取士的延續性
雖然曹操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人才選拔方針，但是在曹魏時期，能夠恪守孝道的人依然會受到君主的賞識，這其中也體現出了魏晉政府對於孝道依然有著相當的重視程度。
陳宮作為曹操的舊交，在臨死前讓曹操代為照顧自己的老母與子女，曹操欣然允諾，並且評價陳宮為高潔之士。而在曹操屬下張邈叛亂之時，張邈將畢諶的父母妻兒全部劫走相要挾，畢諶只好跟隨張邈一起反叛，而在後來畢諶重新歸順曹操的時候，曹操也由於他是出於孝心反叛而不予追究。
呂布謀士陳宮
至於曹家宗親曹休，他在戰亂中為了保全母親的性命，便南渡到了東吳地界，在後來回歸中原的時候被曹操稱為家族中的「千里駒」，而到了曹丕在位期間，曹休的母親因病去世，雖然曹丕禁止他為母親服孝，給他酒肉，奪走他的喪服，但是內心還是對他至孝的表現感到十分欽佩。
《三國志》記載：「曹休字文烈，太祖從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由此可見曹魏的前兩任君主雖然自己在孝道的執行上往往有所瑕疵，但是他們依然會對恪守孝道之人青睞有加，更遑論自己都在嚴格履行孝道的曹叡了。而政府對於孝道的提倡，以及基於孝道對士人的選拔，使得即使在清談之風盛行的魏晉，中國文化還是沒有丟掉孝悌文化，這也為後來晉以孝為綱建立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礎。不過司馬家內部對於孝悌的執行程度則淪為了千古笑談。
曹魏大司馬曹休
評價
魏晉時期是中華文化哲學大發展時期，繼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後，很少有文人如此熱衷於純粹的哲學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推行了幾百年的孝道此在時期出現了全新的解釋，以自己的情感為出發點，寄託情思，只要不做出違背人性的事，便足以成為盡孝的魏晉孝道，得以奉行。這種自然洒脫，能夠直抒胸臆的孝文化成為了封建時代中華文化的奇景。他們摒棄了繁文縟節的約束，卻沒有僭越人倫的界限。他們揭開了虛偽的禮教流程，用獨特的方式紀念自己摯愛的親人。這樣直率而不加掩飾的行為，可能也只有在魏晉時期方得一見。
而一直被詬病不遵守孝道的曹家子弟其實也有著對於孝道的堅守，而以孝治天下的司馬家倒是戴上了虛偽的面具，真性情與偽君子之間差的可能就是建安風骨中的那股風流氣韻吧。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魏略》、《資治通鑒》、《荀子》等